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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0:42:08编辑：丛雀渊鱼网浏览（11）

儒家认为孝悌为仁之本，处于汉初的韩婴也非常强调孝治。

您是从哪些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两种迥异的思维模式在今天社会又有哪些表现？又该如何处理两种思维的碰撞带来的问题？ 韩教授：这是通过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民间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还有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对传统文化、儒学的重视、倡导，目前大陆儒学复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学界对儒学复兴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这些不尽相同的新儒学观点与思路正是当今学术思想多化化的体现，虽然未能达到一致，但实是儒学复兴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为当代多元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基础，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习近平时代》由美国学者熊玠主编。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最早是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成中英等来大陆讲学，积极宣称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开始在国内产生了影响。为前者安排的天国与为后者安排的地狱等根本对立的二元形态。

简单回顾这个过程，早在1921年梁漱溟先生首先提出儒学复兴的命题，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里的中国文化实指儒家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等。就此而言，韩非的上述言论的确是入木三分地点出了孔孟儒家的致命伤。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儒家大师在半个世纪前业已发出的这些极具思想深度的警世之言，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在探究传统儒家从不能用到受重用的命运转折的内在原因时深入反思。[3] 换言之，导致儒家在汉代以后复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的最重要因素，与其说是它对教育的垄断，毋宁说是帝王的偏好、主要大臣的兴趣、官员的关怀在寻求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时，从其他思潮（包括法家）那里转向了儒家。不过，如同人生在世的许多理想一样，虽然孔孟希冀达成的忠孝和谐在许多情况下的确能够顺利实现，但由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二者在更多情况下却会出现不可兼得的严峻冲突：忠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关系中的君主，①孝主要针对的是家庭关系中的父母，彼此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不过，一旦超出了这个狭小的范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某位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父母的孝，很可能与他对于朝廷君主的忠相互抵触，以致他要是想尽孝就不得不放弃尽忠，要是想尽忠又不得不放弃尽孝，结果陷入类似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忠孝不能两全之中。

也是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才明确主张：在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的情况下，舜应当将父亲窃负而逃，结果不仅在乐而忘天下中放弃了自己为民父母的天子职责，而且也在终身欣然中放弃了他与皋陶之间的君臣有义，以致这位秉公执法的臣属无从将瞽瞍绳之以法（见《孟子·尽心上》）。但要是今天我们还继续怀有类似的见解，从学理的角度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诚然，荀子在世的时候也没能让自己摆脱不能用的处境。正是基于这种崭新的至上信条，与孟子在人之大伦中将父子有亲置于君臣有义之前不同，荀子在义之伦中便将君师置于父子之前、忠臣置于孝子之前，反复主张：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乾坤衍·辨伪》） 尽管他还没有察觉到孔孟坚持的事亲为大立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中必然导致的不能用状态，也没有发现荀子已经流露出了强调忠先于孝的思想倾向，却足够清晰地指出了自汉以后包括宋明在内的历代儒者恪守君尊于父的王道三纲，以求彰显王的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的精神实质，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儒家沦为大盗盗国之工具，并且与皇帝专制之局互相依而延长数千年的历史结局。[3] 毋庸讳言，注重教育是儒家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具有的一大特色。

[3]众所周知，儒家学说在从汉武帝时代起成了培养中国官员的重要工具后，便长期成为所谓的国学。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两者结合在一起，既克服了孔孟主张孝高于忠、家高于国的漏洞，又克服了法家否定血缘亲情、只重严刑峻法的弊端，从而凭借血缘亲情的向心凝聚力，成功地加强了君为臣纲的类血亲稳态结构，所以才让儒家（而不是法家）一直都能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重用。首先，既然孔孟已经特别注重教育，为什么他们就无法像汉代之后的儒者那样，凭借这一优势和掌权者沟通，反倒输得很惨呢？为什么儒家在汉代之后对教育的垄断就能让它摆脱孔孟时代的劣势，使无数在各方面远不如孔孟的儒者顺利地跻身少数统治者的决策群体呢？进一步看，为什么这些儒者不再效法当年孔孟故意选择失败的榜样，却纷纷转而选择成为体制中权威合法性的辩护者，在不少情况下甚至还成了妾妇式有权势的大臣呢？更重要的是，汉代之后儒家对教育的垄断难道不正是它享有独尊地位的一个后果，所以不能反果为因地说成是它能够享有这种政治地位的唯一原因吗？ 其次，假如孔孟这些先秦儒者是由于谴责有权势的大臣而无法和掌权者沟通的，那么，为什么汉代之后那些依然宣称要格君心之非的儒者们却可以改变这种悲惨的宿命，转而顺利地跻身少数统治者的决策群体，甚至融洽地和掌权者沟通呢？难道说这是因为汉代之前的统治者个个都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肯任命妾妇式的大臣，汉代之后的统治者却统统幡然猛醒脱胎换骨，热切希望听取儒家大丈夫式的批评指导吗？ 事实上，司马迁的有关解释也存在着类似的缺失，因为他在谈到孟子不能用的时候，曾经专门拿当时另一些人的受重用作为鲜明的对照：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

④事实上，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原初内涵，正是赞美卫国大夫石碏为了维护君臣大义不惜灭掉父子小亲的举动：石碏发现亲生儿子石厚与人合谋弑君，于是果断地派人将儿子处死，由此显明自己的忠心（见《左传》隐公四年）。参考文献： [1] 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P106. [2] 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P146. [3] 杜维明. 杜维明文集[M]（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PP517-524. [4] 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M].济南：齐鲁书社，2001，P33. [5] 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P301.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3期。



但是，尽管宰我的这种担心颇有理据，孔子却依然严厉斥责他不仁，从而表明了某种与他在父子相隐的案例中根本一致的态度：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为了维护血缘性的父慈子孝，不惜付出业缘性君惠臣忠的代价。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荀子和董仲舒却强调忠高于孝，主张舍孝而尽忠，从而实现了对于儒家命运来说十分关键的一次历史转折。四、关于儒家受重用的其他解释 当代一些学者曾试图从其它角度解释儒家命运在汉代发生历史转折的原因，但由于忽视了忠孝不能两全的悖论，在学理上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至于儒家思想史为什么也绕不开董仲舒这个与荀子相比并没有做出多少原创性理论贡献的人物，而是必须将其当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枢纽来对待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人们常常将汉代以来凭借三纲支撑起来的政治架构称之为阳儒阴法，却很少具体说明其中的儒究竟阳在了那里，法又阴在了何处。既然以这种方式授予了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儒家又何愁不能摆脱孝高于忠带来的不能用困境，成为朝廷钦定的受重用的正统意识形态呢？就此而言，荀子对于儒家的巨大理论贡献，尽管赶不上孔子以及孟子，③ 却显然不在孔孟之外的其他先秦儒者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一段论述已经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儒家后来受重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君主至上忠高于孝：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论语集注·为政篇注》）如前所述，孔子其实从来都没有主张将君为臣纲凌驾于父为子纲之上，相反还反复倡导人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悖论中应当舍忠而取孝。

由于治理多民族大国的需要，儒学也就成了元代的国学。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什么他能够超越与孔孟关系更密切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在先秦儒家中一举成为有资格与孔圣孟贤并肩鼎立的第三号大师级人物。

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看到了父子相隐的亲属利益会与忠于君主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却几乎没有意识到它首先损害了羊被偷走的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是，一旦纳入到了两千年的历史关联中，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比较偏离了事情的关键，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多少理由断言：汉代之前的君主个个都对唐虞三代之德嗤之以鼻，所以孔孟儒学长期都是不能用

（《荀子·礼论》） 这段话不长，但在影响传统儒家的历史命运方面却有着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在承袭孔孟认同的为民父母移孝作忠理念的基础上，又突破了孔孟主张的事亲为大信条，强调与父母单纯具有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效应相比，君主虽然不能生育臣民，却可以发挥抚养和教导臣民的双重功能，同时为臣民提供物质性和精神性的食粮，远远超出了父母对子女的生养作用。至于荀子和董仲舒是如何通过引法入儒的途径具体确立阳儒阴法的三纲架构的，鉴于篇幅关系，只能留待另一篇论文再作探讨了。因此，即便人有根源感，总是要眷怀、追思、甚至回归自己所以出生之处[1]，可君王又能够在什么意义上构成臣民们的所以出生之处呢？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理论缺陷，荀子在阐发礼有三本说的时候进一步指出：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不过，如同人生在世的许多理想一样，虽然孔孟希冀达成的忠孝和谐在许多情况下的确能够顺利实现，但由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二者在更多情况下却会出现不可兼得的严峻冲突：忠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关系中的君主，①孝主要针对的是家庭关系中的父母，彼此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传统儒家的历史命运经历了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根本转折呢？本文试图围绕忠孝不能两全的儒家二难困境，对此展开一些初步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既克服了孔孟主张孝高于忠、家高于国的漏洞，又克服了法家否定血缘亲情、只重严刑峻法的弊端，从而凭借血缘亲情的向心凝聚力，成功地加强了君为臣纲的类血亲稳态结构，所以才让儒家（而不是法家）一直都能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重用。

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例如，在《春秋》三传里，便异口同声地出现了下面的主张：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

不以亲亲害尊尊（《谷梁传》文公二年）。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

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儒学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换言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疏远了，不足以继续通过血浓于水的向心力维系家国一体的稳态架构，更遑论那些与周朝统治集团原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异姓君主以及普通民众了。综上所述，孔孟在忠孝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主张人们以孝作为实现忠的本原根据，达成二者的和谐统一。从孔孟的文本中我们会发现，尽管两位圣贤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后来国人耳熟能详、处理起来也相当棘手的二难困境，他们却已经论及了为人孝弟有可能会在张力矛盾中走向犯上作乱的几个特殊案例。

……但以父道配君道，无端加上政治意义，定为名教，由此有王者以孝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赋予了孝凌驾于忠的终极地位，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孝不惜放弃忠，却不能为了忠而放弃孝——或者说是一般情况下的国家利益与亲属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应偏向保护亲属利益，从而体现了两位儒家圣贤努力将血亲情理精神贯彻到底的坚定立场。

不难想象，假如孔孟之后的儒家思想家照旧坚持这种孝高于忠的立场，哪怕他们也像这两位圣贤一样真诚地憧憬以道事君，儒家思潮的历史命运必然还会是令人心酸的不能用。……中国古帝王乃利用孝弟之教，以拥护统治。

就此而言，董仲舒彰显这种排序的首要动机，应该说如同荀子一样，也是旨在突出君臣业缘能够凌驾于父子血缘和夫妇姻缘之上的根本，尤其是试图论证王的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2]，从而凭借忠高于孝的立场，一举实现让儒家思潮受重用的目的。其中虽然包含着从道不从君这种试图将儒家之道置于君权之上的观念，但从义不从父的说法明显是将君臣有义置于父子有亲之上，要求臣民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下做出大义灭亲（舍孝而取忠）的选择，不惜付出毁灭血缘亲情的沉重代价，也要维护君臣大义的至上地位。